科普工作现场　

部分老科学家在内蒙草原站合影

　　在我国的北部边疆，辽阔的蒙古腹地，郭勒大草原上，这里的春天，草原返青，织染新绿，时有大风卷起阵阵砂尘；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唯有夏秋，绿草如茵，抽穗摇曳如同风吹麦浪。

　　在大草原的腹地，锡林河中游的锡盟白音锡勒地区，深藏着内蒙古锡林郭勒草原生态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以下简称草原站）。几代科学家在这里，守望他们的天堂。

　　建站白音锡勒 

　　草原站前身是中国科学院内蒙古草原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始建于1979 年，1992 年成为中国生态系统研究网络（CERN）的重点站， 2005 年正式成为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

　　我国有4亿公顷的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0%以上，其中温带草原是主体，内蒙古草原是温带草原中面积最大、类型最丰富、代表性最好、研究工作最多、积累资料最丰富的所在，而锡林郭勒草原白音锡勒牧场又被认为是建立研究站进行长期定位研究最理想的地方。

　　白音锡勒牧场是我国建立比较早的国营畜牧场，各方面的条件都比较好，1965年，国家科委把这里确定为发展畜牧业现代化的样板，为此进行了大量、全面的调查研究，积累了丰富的资料；“文革”中，下放到锡林浩特的草原研究所在这个地区进行了大量的工作；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农牧学院也先后在这个地区开展了许多教学实习和一定的研究工作，有比较多的资料。正因为如此，白音锡勒牧场成为中科院建站的理想之地。

　　站在草原站院内，锡林河从面前流淌而过，背靠沙地，西面是伊和乌拉，东南有这个地区最高的山地和高原湖泊，自然景观多样。通往克旗的公路就在草原站附近，离居民点不太远，交通比较便利。

　　建站之初草原站确定的目标是“草原生态系统结构、功能和提高生产力途径的研究”。为了满足不断发展的科研需求和学科建设，以重大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为导向，既要突出内蒙古草原站的研究特色和重点，又充分反映国内外生态学、环境科学等最新发展动态，草原站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温带典型草原生态系统水、土、气、生等主要非生物和生物要素的长期监测；草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之间的联系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与机理等方面的生态学基础研究；草地生态系统适应性管理与可持续利用、退化草地恢复和人工草地建植等方面的应用研究。

　　两块宝贝样地 

　　草原站站长白永飞告诉记者，草原站有两个颇具特色的永久观测样地，那是经过较大范围的野外考察才确定下来的。

　　“我们的野外考察，是在冬天进行的，植物已经枯黄，选择一个有代表性的样地是比较困难的。尤其是大针茅样地，没有生殖枝不好确定是大针茅还是克氏针茅。”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陈佐忠回忆说，“好在李博先生曾经在这里进行过植被调查，姜恕先生也有丰富的野外工作经验，他们经过调查，也就很快统一了认识，最后确定两个长期观测样地。”

　　作为综合观测与实验样地，羊草样地代表蒙古高原东部分布面积最广的典型草原，是优良的天然放牧场与割草场。作为辅助观测与实验样地，大针茅样地也是蒙古高原草原的典型代表。科学家在两块样地中开展了大量的监测和研究工作，包括草原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长期动态监测，草原优势植物物候、植物群落结构、地上地下生产力动态、土壤微生物动态等项目的长期监测；凋落物形成、积累与分解动态监测等。

　　目前，草原站已积累我国典型草原两类代表性草原生态系统30多年各类指标的长期观测数据，主要指标包括植物群落物种组成、地上生物量、土壤碳、氮、磷储量、土壤水分含量及各类气象因子等。

　　科学家们还在上述样地内外进行鼠类群落动态观测，采用的方法为样线法，观测时期在植物生长旺盛的7月中下旬。在羊草围栏样地、大针茅围栏样地的内外还进行了蝗虫群落动态的监测。主要用于草原鼠类和蝗虫的种群数量特征、采食特征、繁殖策略，以及不同种类间的竞争等研究，同时也不同角度探讨草原鼠害的防治与治理措施。

　　草原站还设有退化恢复样地，旨在为放牧退化草原生态系统的恢复与重建提供理论依据与技术措施。放牧实验样地设有24个小区，主要是研究草原生态系统对放牧的响应与反馈机制研究的基地。

　　另外，中德合作项目——划区轮牧实验样地是迄今世界上最大的放牧实验平台，按照不同放牧梯进行设置，共设计了36 个处理，项目试验小区总面积3000多亩，对照的自由放牧3000多亩。主要探讨温带草原的土地合理利用方式，同时还关注在不同土地利用方式（不同放牧强度）下草原生态系统生物地球化学循环变化及特征。

　　国际著名草地生态学家、美国科学院院士Osvaldo Sala考查了内蒙古草原站的几个大型控制试验平台后，对草原站取得的成果给予了高度评价，他在留言簿上写道：“我对这里的研究的质量和深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工作条件日新月异 

　　每年七八月份，是草原站“人气”最旺的时候，来自国内十余个科研院所的科研人员都在站上进行研究。同时，生态站还同美、加、德、俄、日、法等十余个国家的科学家建立了长期的合作关系。

　　“房间里的程控电话可以拨打国内、国际电话，这里还有30条专用的网线。”白永飞见证了草原站从最初的有急事打一个长途电话都要开上5个小时的汽车到县城里到如今的巨大改变。

　　草原站如今拥有较完善的工作和生活设施，可为到站从事科学研究和工作的人员提供良好的后勤保证和宽松愉悦的工作环境。站区建有各类实验室16间，可容纳50人的会议室1个；可容纳30 位专家居住的专家公寓1座，另有研究人员宿舍30间，可供70 人住宿。草原站的食宿设施和实验室可同时满足100位科学人员到站工作的需求。2010年，草原站开通了植物所至台站10兆专网，可满足到站工作人员的网络办公需求。

　　在草原站的走廊里，展板上的老照片在默默地讲述着草原站的历史和科学家无私的艰苦奉献。经过几代科学家的努力，草原站已经发展成中科院院级开放站、中国生态系统网络的重点站和“人与生物圈”（MAB）研究计划的重点项目示范站。它也是迄今中国科学院在我国半干旱典型草原区设立的进行典型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的唯一的野外台站，不仅在国内外草原生态系统基础研究领域占有重要科学地位，而且长期为我国半干旱草原资源的保护利用与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模式示范和技术体系。

延伸阅读 

　　30年前的回忆 

　　 陈佐忠

　　我们都知道，草原生态系统研究领域很宽，学科很多，内容很丰富，单靠我们植物所那七八条“枪”是不可能完成的。所以建站之初规定我们这个站由植物所牵头，植物所、动物所、综考会、内蒙古大学共同主持。在这样一个要求下，必须把我们站建成一个十分开放的研究站。在30年前，建设这种定位研究站是具有前瞻性的，所以我们站建立开始，积聚了当时除植物所外国内相关研究领域高水平的专家和一大批当时年富力强的中年科研骨干，如植物学方面的李博、刘钟龄、雍世鹏、仲延凯、赵献英、杜占池、杨持、宋炳煜、刘书润等，动物学方面的陈永林、朱靖、周庆强、钟文勤、李鸿昌等，土壤学方面的李绍良、蔡蔚祺、赵玉萍、康世安等，畜牧学方面的沈长江，微生物学方面的廖仰南、王芳玖等。正是他们的参与，才使得我们站在研究工作上不断取得较大的进展。

　　要建成一个稳定、不断发展开放的研究站，要把这些具有不同职业、不同单位、不同性格、不同年龄背景的科学工作者长期团结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工作，这是有一定困难的。而我们这些“一个战壕里的战友”现在还能够经常相聚在一起，谈天说地侃大山，话题可能很多，但总是十分怀念那段相处的岁月。是那么亲密无间，是那么无拘无束，是那么相互体谅。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在相互帮助、相互体谅的温暖环境中生活。那时，我们站上车辆不多，交通经常十分紧张。有时我们的研究人员在30多公里以外的样地做工作，到了晚上要回来，站上的汽车没有办法去接，动物所的汽车会主动去接；我们的定位站在草原的腹地，来往人员较少，每当听说北京有人夜晚到来，不论多晚，在站上的同志都会自动等候他们的到来，问寒问暖；那时，肉食紧张，动物所研究人员研究工作余下的兔肉总与我们一同分享，在万籁俱寂的夜晚，在暖烘烘的煤炉旁，闻着铝盆的肉香，谗一口草原白，天南海北一通神聊，忘记了一天的疲劳，真是神仙过的日子。

　　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在学术上互相学习，取长补短。一个伟人说过，“任何人在自己的专业之外都只能是半通”。在我们站上，有不同的专业研究人员，他们互为老师和学生。相互间的学习和交流，即使在饭桌上有时也在进行。我们每年都有一次年会，那是集中进行研究工作学术思想、成果交流的时间。这种年会不仅进行学术交流，也对研究工作以外的管理、共同感兴趣的问题进行讨论。而每年研究工作成果的展示，是年会的主题。这种学术上的交流、讨论，有时会成为面红耳赤的争论。当时，有几个不同专业的年轻人，他们这种学术上的争论是有名的，他们要成立“杆头学会”，主要成员有动物所的王桂明、王梦军、宛新荣，植物所的汪诗平，内蒙古大学的王炜，内蒙古农牧学院的贾树海等。经常性的争论没有在他们之间产生隔阂，相反增进了友谊。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我们在学术上的讨论、争论，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学科之间的交流，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学习，起到了取长补短的作用。这种讨论为了探求事实的真相，有时还要进行一定的资料分析和探讨，这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了学科之间的封锁和壁垒。在那段时间里，我们研究者之间没有因为资料的保密和成果的分享而红过脸或不说话的事。我们那时研究工作的环境比较宽松，没有SCI的压力，没有学术造假的问题，也没有发生过抄袭的风波。但我们对论文还是有比较严格的要求。1985年，我们出版了《草原生态系统研究》第一集，以后又相继出版了第二集到第五集，在成立10周年的时候，还出版了英文版的专集，并在许多刊物发表了一些论文。这些论文和著作的发表，在国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也在生产上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对那段时间的生活和工作，对那段时间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我们都十分留恋。现在我们一些同事之间还经常保持联系，也偶尔小聚，因为我们曾经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我想那是个特殊的年代，形成的特殊的关系，是一个特殊的团队，不可能复制。而我们之所以能够这样，可以称之为志同道合，那是因为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梦和共同的志趣

　　（原载于《中国科学报》 2015-04-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