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中国正经历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城镇化进程，城镇化深刻影响着世界发展和人类文明的进程和格局。如何在城镇化进程中处理好城乡关系，实现城乡互利双赢，促进经济、社会和环境包容性发展，是当前亟待完成的重大现实任务。
10月17日，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在京举行。来自联合国人居署及中央有关部门，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北京大学等单位的专家学者，通过跨学科、多领域的沟通交流平台共商城乡协同发展大计，为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决策提供理论支撑和政策咨询。
第十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席徐匡迪，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学部主席团主席王伟光，中国工程院院长、院士周济，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陈锡文，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李培林，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学部委员蔡昉，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院士张亚平，联合国副秘书长、人居署署长华安 克洛斯等出席会议并讲话。
“城与乡协同发展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
国际国内城镇化的经验教训都已昭示人们，城镇化在创造巨大发展红利的同时，也带来不少严峻挑战。王伟光在致辞中指出，城镇化的快速推进，取得的成就举世瞩目，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由急剧扩大向逐步缩小转向，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向均衡的方向发展，一些先发区域和城乡统筹试点区域正在迈向包括城乡产业、要素市场等更大范围和更高层次的一体化融合发展。但是，在传统城镇化背景下，城镇发展以牺牲农村发展为代价，导致了城乡的分割、分化等问题，必须高度重视并着力解决。
“城与乡作为两种不同经济社会空间形态，具有不同的自然属性、不同的人口分布和不同的社会功能。与此同时，城与乡又具有诸多方面的互补性和共生性，承载着同等重要的价值，实现两者有机结合、协同发展是可能的，也是必须的。”王伟光强调，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了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提高城镇化质量的新要求，强调要加快转变城镇化发展方式，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以综合承载能力为支撑，提升城市可持续发展水平；以体制机制创新为保障，通过改革释放城镇化发展潜力，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城乡一体化，促进经济转型升级和社会和谐进步，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周济表示，如何走出一条城镇化与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四化同步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保持城乡协同发展是未来城镇化发展的艰巨使命。这涉及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多领域、多学科的研究，需要凝聚学术界共识，加强研究。
张亚平在致辞中指出中国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高度重视的三个问题，即城镇化进程的艰巨性、长期性，农业、农民、农村的权益保障，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支撑保障作用。其中，张亚平特别强调，“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扎实推进，避免盲目跃进，“在未来城乡协同发展过程中，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权益给予保障，反哺‘三农’是和谐社会的需要”。
树立战略规划建立“新型城乡关系”
“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必须着力保护历史文化名镇。”徐匡迪在主旨发言中强调，“在人类城镇化的历史进程中，镇是城市的雏形和起点，传承着历史的痕迹，承载着地域特色。数以百计的中华历史文化名镇是一本活着的历史教科书，一定要妥善保护好，使中华民族子孙知道我们从哪里走出来，永远记住这份‘淡淡的乡愁’。”
这一发言，对新型城镇化建设中“以人为本”的阐释，及对历史文化、人文传统的重视，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强烈共鸣。学者表示，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城乡协同发展是转型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也是中国面临的严峻挑战，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建设需要通过战略规划进行指引。
“城乡规划是国之大器，治之纲纪，其核心是树立战略规划与行动计划。”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吴良镛在主旨发言中强调。
吴良镛阐述，数千年来，中国社会建立在农村基础上，本质上是一元整体。改革开放后，城乡建设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存在“重城轻乡”的思想，而当前正面临改革开放之后的又一个新时代，需要探索新常态下城乡规划之道，需要因地制宜地采取差别化发展策略，建立“新型城乡关系”；以综合系统的方法应对城乡统筹的复杂性，建立新的城乡空间体系与秩序。
“中国的城市化不是中国一个国家的问题，而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必须要做一定的规划。”华安 克洛斯从联合国官员视角总结了城乡协同发展的全球经验，并针对中国实际提出了建议。在他看来，“城市是有生命的固体，不是死气沉沉的，城市是社会定义和塑造的”。城市化作为发展的工具，是一个设计的过程，城市设计必须遵循四个原则：良好法治、完善的规划、有财务计划、以人为本。
对于具体规划，陈锡文特别提出了城镇化建设中的三个问题：城镇化中的土地如何合理利用？农民怎么转为真正的市民？城镇建设过程中乡村怎么办？在他看来，对这些问题的挖掘，促使人们需要对城镇化概念本身做一些反思，城镇化内涵是什么？城镇化进程用什么指标度量？中国的城镇化不能在已有的老路上走下去，要建立新型战略体系。
破除体制障碍 释放改革红利
新型城镇化的“新”体现在哪？如何实现转型难题？全国人大常委会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辜胜阻指出了中国城镇化的六大转型方向，即从集中于地的发展模式转向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从要素使用低效转向高效能城镇化，从粗放式污染型发展转向绿色城镇化，从政府过度主导的发展方式转向市场驱动型城镇化，从分散外延型模式转向集中集约型城市集群发展方式，从滞后型城镇化转向城镇化与工业化、信息化、农业化现代化同步发展。
然而这些转向还需从深化改革、破除体制机制障碍着手。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梳理了制约城乡协同发展的体制性因素，他认为，现在比较集中的是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住房制度、财税金融制度、财税行政管理制度等，这些领域虽然都在改革，但是遇到了挑战。
蔡昉分析，中国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自2010年达到峰值以后，开始呈现负增长趋势，而且减少的速度越来越快；根据预测，经济活动人口目前的增长速度放慢，大概在2017年达到峰值，之后也开始逐渐减少；作为新成长农民工主要群体的16—19岁农村人口，也已经于2013年达到峰值，2014年开始绝对减少；与此相对应，外出农民工的年度增长率，已经从2005—2010年的平均4%显著地下降到2014年的1.3%。总的来说，这种人口趋势的变化决定了中国城镇化速度的减慢。此外，人口转变带来的劳动力短缺、人力资本减速、储蓄率和资本回报率下降以及全要素生产率提高速度减慢，必然导致经济增长速度下降。
要使新型城镇化成为经济增长的动力，蔡昉认为需要加强户籍制度改革，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习总书记所说让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进得来、住得下、融得进、能就业、可创业”。各级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在这个过程中要分担相应的成本。
不仅是户籍制度，为实现城乡协同发展，制度改革是一个系统工程。专家一致认为，户籍制度与土地制度、公共服务、住房制度、财税制度等息息相关，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建立一个整体有效的机制。本着认真负责、由小到大、由易到难、循序渐进的原则，破除体制性障碍，释放改革红利，才能实现新型城镇化建设的理想目标，让每一个城乡居民平等享受城镇化和城市发展的红利。
据悉，本次论坛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共同举办。
张亚平副院长致辞
( 转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15年10月19日第825期，照片来源：中国网)
附 张亚平副院长致辞
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张亚平副院长致辞
尊敬的徐主席，尊敬的华安•克洛斯副秘书长，各位领导，各位来宾，早上好！
首先我代表中国科学院、代表白春礼院长对“中国城市百人论坛2015年年会”的成功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预祝年会圆满成功！
今年年会的主题是“城镇化进程中的城乡协同发展”，国家有关部门的领导、高等院校和科研单位的专家、国际组织的官员就我国城乡协同发展中的战略与规划、体制与机制、资源与环境、经济与社会、空间与工程等重大问题进行研讨，对“十三五”期间制定符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新型城镇化道路具有现实意义。
借此机会，我谈三点意见，供大家参考：
第一、高度重城镇化进程的艰巨性、长期性。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中国1950年的城市化率12%，目前50%左右（实际情况可能还没有这样高），近60年增加了40%。美国1900年的城市化率40%，1950年64%，目前84%，近110年增加了44%，近60年增加了20%。尽管美国的城市化道路与中国城市化道路不一样，但城市化的目的是一致的，那就是：城市化主要是人的城市化，不仅是经济的进步，还有社会的进步、文化的进步、管理的进步等，任务相当艰巨、复杂，“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需要扎实推进，少走弯路，避免盲目跃进。
第二、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的权益保障。在中国60多年的快速发展过程中，前30年受益于工、农产品的“剪刀差”，改革开放以后，农民工的“劳动力红利”提高了“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近10余年农村土地又成为“土地财政”的主要源泉。在未来城乡协同发展过程中，对农业、农民、农村的权益给予保障，反哺农业、农民、农村，这是和谐社会、小康社会全面建设的需要。
第三、高度重视城镇化过程中生态环境的支撑保障作用。近年来，城市的环境污染问题受到了高度重视，但城市生态问题刚刚引起重视，海绵城市、森林城市的建设刚刚起步，许多理论、技术等问题还不清楚。另一方面，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还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目前多用城市的生态环境原理、技术去解决乡村的生态环境问题，这很不符合实际情况。如何解决上述问题，需要专家们提出意见，并进行实践、探索，供政府决策参考。
谢谢大家！
